【家风文化】田秋：家风使其身居庙堂心系桑梓

田秋：家风使其身居庙堂心系桑梓

田秋(1494～1556年)，字汝力，号西麓，今贵州思南城人。明嘉靖九年（1530）年任朝廷礼科左给事中，十九年（1540）升任广东左布政使，为贵州历史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田秋一生数十年，谨记父训“居家应谨身节用，入官当忠君爱民”，作为贵州士绅阶层的政治精英，他不仅以学识渊博、刚直敢言而卓声当朝，而且还以身居庙堂，心系桑梓而名重黔中。

力争开闱兴教    提升黔省人文精神

“入官当忠君爱民”的家风在田秋身上反映，首先表现在他力争开闱兴教上，推进了科举制度和学校教育在贵州地区的发展。就开闱乡试来说吧，自唐宋以来，科举制就一直以其巨大的社会导向影响着全国各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科举制所贯彻的“平等竞争、择优取士”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为人们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和平台。由于它能够一举改善读书人的政治地位及经济待遇，实现中国儒家知识分子“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追求，用今天时髦的话说，实现人生美丽的梦想。因而可以激发人们特别是底层人员的奋斗精神和挑战精神，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发展带来生机和活力。

然而，贵州自建省到嘉靖前期的一百多年里，科举制在贵州发展一直比较缓慢，影响力较小。从永乐到嘉靖十三年(1534年)，贵州生员的科考一直附于四川、湖广、广西、云南等省。贵州各地到湖广武昌、云南昆明，少则两千余里，多则三四千里。山岭险阻，沟壑纵横，交通不便。

作为来自乌江之滨的土家学子田秋对贵州生员参加科考最有发言权。他经历过跋山涉水远赴云南参加乡试的艰难困苦足可感天动地，也足可写一部辉煌的苦难史，向世人告之，贵州不开闱乡试带来的文化教育发展的压抑，是多么沉重。为了改变贵州这一落后局面，田秋决心以身说法，伏阙上疏，为贵州自举乡试据理力争。嘉靖九年(1530年)，田秋向嘉靖皇帝呈上不朽的《请开贤科以宏文教疏》。其曰：“贵州至云南，相距两千余里；思南、永宁等府卫至云南有三四千里。而盛夏难行，山路险峻，瘴毒浸淫，生儒赴试，其苦最极。其间有贫寒而无以为资历者；有幼弱而不能徒行者；有不耐辛苦而返于中道者；有中冒瘴毒而疾于途次者。此皆臣亲见其苦，亲历其劳，今幸叨列侍从，乃得为陛下陈之。边方下邑之士望天门于万里，扼腕叹息欲言而不能言者亦多矣。”

在田秋的大力推动下，贵州地方官奏请了三十多年的开闱乡试，终于提上了大明朝廷的议事日程。嘉靖十四年(1535年)，朝廷正式批准贵州开科。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首次乡试在贵阳隆重举行。田秋特地捐资购地，将所收租谷用作考生的试卷费，表示对家乡开闱乡试的支持和庆贺。

田秋认为，有了乡闱，还得有参加乡闱的学子，学子又只能通过学校教育。可是当时的贵州学校教育的现状不容乐观。贵州建省以后，从永乐建省至嘉靖中期。贵州有官学二十余所。可见，这百余年间，贵州官学从三所发展到二十余所，平均五年才建一所，这一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其他地区。不仅师资匮乏，校舍简漏，而且，教育体系很不健全。贵州只有府学、卫学，广大州县地区基本没有设学。在明代，官学具有较完整的教学设施和正规的教学秩序，集教学、督学、举试、藏书、教化于一身，既是文化教育的中心，又是思想教化的场所。对贵州而言，学校还是传播中原文化的主要载体。学校教育的严重滞后不仅制约了贵州人口素质的提高和区域文化的进步，而且也严重阻碍了贵州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

田秋深深懂得“学校之兴，人才所系”。贵州社会经济要想有所发展，必须改变只有府卫学，没有州县学的局面。为了化育人才、造福桑梓，田秋慨然以帮助贵州兴学立教、移风易俗为己任。为了推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的发展，田秋利用庙堂之高，在担任礼部左给事中期间，建议朝廷应该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贵州务川、安顺、印江等地建立学校：“务川县为黔南古邑，擅砂场之利，有鱼稻之饶，商贾辐辏，民庶殷实，士生其间者，类多向学，而登科第者往往而有。”

在田秋的艰苦努力下，朝廷接受了田秋的疏请，加大了对贵州教育投入，自嘉靖十九年(1540年)建立务川县学起，明政府在贵州各州县相继设立了儒学校。嘉靖、万历年间，贵州学校教育出现了又一个发展高峰。明代贵州的十一所县儒学，有九所设立于嘉靖中期以后。到明朝末年，贵州的府州县卫司学发展到了五十余所，初步建立起了形式多样、门类较为齐全的学校教育体系。

嘉靖十六年(1537年)以后，贵州参加乡闱的人数不断增长，到万历年间发展到七千余人。应考人数的增多，极大地刺激了府州县卫司学和书院的发展。开闱乡试后，贵州新建府州县学16所，占总数的28％；新建书院29所，占总数的75％以上。贵州有进士137人、举人1759人，就连偏远的思南府明清时期考取进士已达34人，举人360余人，贵州俊杰之士联袂而起，体现了贵州各族人民昂扬向上的人文精神。

四处奔波为民生    展示亲民良吏风范

“入官当忠君爱民”的家风在田秋身上反映，其次就是他在官不谋私已，一心为朝廷谋事，为国分忧，为民谋福，嘉靖皇帝赞颂田秋是“以谏为名，官守言，责实兼有之。”

田秋一方面为国分忧。据道光《思南府续志》记载：“建白最多，革内府监局冗食，议郊坛迁塚事，奏停云南差镇内臣，清光禄不经之费，裁太常寺冗役。”《黔诗纪略》也载：“西麓在谏垣最有声。云南差镇内官肆虐，首奏劾停之。内府监多冗食，太常寺多冗役，光禄多不经之费，悉请裁汰。御马监用财无节，酌赢缩为之程，岁省费巨万计。议郊坛不应侵民冢，土地坛不当合祭，皆引议侃侃。”为了整顿吏治，田秋还奏请朝廷采取相应措施，以防冗员再度泛滥。据《明史。清承勋传》载：“继胡世宁为兵部尚书之后，李承勋又革锦衣官五百人、监局冒役数千人。独御马监未汰，复因给事中田秋奏，多所裁减，而请以腾骧四卫属部核诡冒，制可。”追逐至行与勇于改革，使田秋名震朝野，成为嘉靖前期裁革冗滥动议最多的谏臣之一。

田秋另一方面为民分忧。这表现在他积极倡导输通乌江航运上，为川、黔人民办了一件大好事。连接川、黔的乌江，素有天险之称，河床狭窄、乱石密布、急流汹涌，船毁人亡的悲剧时时发生，从思南至涪陵的三百四十八公里中，大小险滩一百多处。其中以潮砥、新滩、龚滩均为断航滩，号称三大“滩王”， 上下不通舟楫。思南至文家店尚能行船，但上至雷洞暗流数十里，舟楫绝迹。“乌江滩连滩，十船九打烂”因此自古以来，古道整治与纤道开凿也就从未停止。

田秋在外为官，经常往返于乌江，知其航道无人整治，船难以直航，而贵州恰恰不产盐，人民食盐只有依赖于四川，川盐入黔大都依靠乌江航运，由于航运艰难，运费成本高，黔人难以承受，造成官、民、商三方不利。于是在明嘉靖十八年（1539年），田秋任四川按察使时上疏朝廷，述说贵州建省以来，江流阻塞，食盐不能进入境内，不利人民生活，也不利朝廷税收，明王朝准奏。事后，利用在川任按察使之机，多方促成川黔巡抚合作整治乌江航道，并呼吁商贾大力资助。由此乌江航道很快得以治理，川盐入黔畅通，运量增大，运价减少，盐价相对降低，使官府获千百之税，民获廉价之盐，商获千百之利，从此，乌江沿岸走向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繁荣。

居家应谨身节用   倡导儒家礼仪文化

“居家应谨身节用”的家风，在退居家乡以后的田秋身上也得以充分反映，田秋虽然为朝廷分过忧，为贵州人民谋过福，但是他退居家乡以后，依然以平常心态处理人际关系，不干涉当地政务，慨然以传播中原文化和修撰全国较早的嘉靖《思南府志》为己任。

田秋见乡邻有困难，常常慷慨解囊，帮助其度过难关，据史料记载，在思南“建先祠，置义田，以赡族之不能婚葬者”。又“修桥梁，治药饵，惠济无穷。”乡人尚鬼，信浮屠，惑不可解，田秋力挽陋俗，倡导儒家礼仪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