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戴独明肖像
戴独明(1904-1937)原名戴德莹,又名戴蓉,松桃苗族自治县大路镇后硐村人。其父戴雅澄,清光绪甲午科举人,同盟会松桃分会会员。1912年曾被推选为贵州省参议员,与何应钦交往甚密。
1919年,戴独明小学毕业后随父到贵阳就读南明中学,1922年入汉口共进中学学习。
此时的武汉,正是我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前哨阵地,反帝反封建游行示威运动此起彼伏。戴独明阅读了大量的进步书刊,国家民族的危难,促进了他朴素革命思想的形成,推动他成为共进中学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坚强战士。
1924年,“五卅惨案”的消息由上海传到武汉,戴独明闻讯,他咬破指头,用鲜血定成一幅“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标语,贴在校门口的揭示栏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义正词严地表示要为死难的同胞报仇,誓雪国耻。这种铿锵有声的民族气节和激昂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广大师生的敬重。
1925年,戴独明中学毕业,对那些拥兵肆虐的军阀深恶痛绝,萌发了投笔从戎的念头。恰在此时,在汉口遇到与何应钦有师生之谊的同乡欧百川,得知何应钦正在广州黄埔军校任教育长,戴独明决定报考黄埔军校,并顺利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大队第二队。
在黄埔军校,周恩来任校政治部主任,还有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治教官。军校内的“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积极宣传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国民党右派则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学会”,抵制三大政策的主张。1926年3月发生了“中山舰事件”,戴独明旗帜鲜明地揭露事件的真相。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组织,成为松桃入党第一人。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经过一个短期培训,分配到周逸群领导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
1927年2月,国民革命军第九军进入武汉,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独立15师师长,欧百川任该师第二团长,戴独明赴贺龙部任欧百川团指导员,参加了南昌起义,起义军进军至潮汕时任师政治部主任。后因部队向陆、海丰进军途中,遭到广东军阀陈济棠的伏击而失散,戴独明到香港及上海寻找贺龙、周逸群,转由上海到蚌埠,在罗启疆部任政治部主任。由于戴独明是公开的共产党员,罗启疆让他回松桃暂时躲避。
1928年,戴独明回到松桃。贵州省主席周西城闻讯,忙电令松桃县长缉拿,得到堂兄戴伯康转告消息,潜回后洞家中躲避。戴独明想方设法寻找党组织,待清党反共的风头一过,他就化装到铜仁新十师师长谢彬处打探消息。谢彬师不久改为85师,移驻湖北崇阳,在汉口设办事处。戴独明即赴汉口,以在谢彬85师汉口办事处工作为掩护,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联系,积极开展党的地下工作。
这一时期,贺龙和周逸群在洪湖苏区开展武装斗争,急需枪支弹药及其它物资,戴独明承担了这一艰巨任务,为洪湖革命根据地运送了一批又一批的武器弹药及军用物资。为切断洪湖苏区的枪弹补充,武汉行营发出“运输械弹特用独立旅长以上护照,其余需用行营护照”的命令;武汉警备司令部也发出相应通知,严禁无照运输械弹。戴独明利用毛定松的关系,搞到了合法的军用护照,从汉阳兵工厂弄出大批枪弹,一次次地安全运到洪湖苏区,有力地支持了洪湖的革命斗争。
1931年夏天,戴独明多次偷运武器的事被武汉国民党当局察觉,一位朋友给他买了去上海的船票,送他上了轮船。但他想:组织未通知自己离开,就毅然下了船。可就在第二天,几个荷枪实弹的宪兵来到传达室,逮捕了戴独明。
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戴独明对党的秘密守口如瓶。根据当时武汉警备司令部“以军需品接济反革命处死刑”的命令,应判死刑,但他却意外地只判15年徒刑。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戴独明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协定下得到了释放。出狱后,身体虚弱,本应该休养,见国难当头,仅在武汉住了几天,只身前往南京寻找党组织。因找不到党组织,只得暂时住同乡唐必恭处,随后赴芜湖师管区担任训练新兵工作。
后来,戴独明在一次运送新兵过长江时,遭日军空袭,船沉不幸遇难,年仅33岁。 (松桃苗族自治县纪委监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