铜仁农民起义绘图
咸丰初年,铜仁官府不顾广大民众疾苦,在征收“皇粮”时,一改“赴仓纳粮”旧制,开“以粮折价”之例,原交谷一斗,仅值铜钱四、五百文,而实行“折征”后,每斗谷交一千文至二千文,使农民负担增加三至四倍,百姓苦于此事,无不切齿痛恨。
咸丰四年(1854),铜仁府上五洞(当时土司所辖的行政区域名称)农民在举人徐廷杰、梅济鼎等人的倡导下,决定“照旧纳谷,毋许一户折粮“。秋收后,徐廷杰带领上五洞民众,按照原先约定,挑上稻谷,赴城纳粮。当时新任铜仁知府葛景莱,在管理粮房的官吏周痒的蛊惑下,坚持折价,并作出有不服从者”罚不宥“的决定。农民气极,将粮食全部丢弃在府衙屋檐下离去。
咸丰五年(1855)九月二十八日,徐廷杰、梅济鼎率百姓暗铸军器,并置旗帜号衣,率众千余人,假装纳粮,挑谷到铜仁府城下,暗备军械随之。周痒见势不好,携家坐船逃往湖南。十月初二,徐廷杰、吴劳苟、陈福林、徐兴各率其属,均持刀矛旗帜,撞破城门,蜂拥而入,冲进府署,葛景菜避入民宅,是夜,书“城存与存,城亡与亡“两语于案,遂自尽。知县刘兆垲、典吏彭希龄、游击达冲阿均已于破城前逃亡,府城完全为义军所控制。这就是铜仁历史上有名的乙卯农民起义。事后,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上年铜仁起事,实由钱粮折色征收,谷贱病农所激而成……”
徐廷杰率义军攻下府城后,释放监禁囚犯,把库藏军火发给攻城起义农民,并整顿队伍,吴劳称元帅,廷杰称军师,陈福林称副军师,徐兴称将军。他们纪律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此时义军首领商议,只据一隅,终非长策,于是各募集数千人分队进攻邻近州县,与各县联络呼应。江口县有刘士美、印江县有田宗达、吴灿奎。田宗达派其子田瑞龙、毛正年遣其子毛位元、弟毛士福入铜,协助铜仁义军作战。徐廷杰为壮大起义队伍,遂称田瑞龙为蜀汉赵子龙,毛位元为释迦佛,毛士福为白鹤仙,以此号召民众起来造反,并命义军以红巾蒙首,称“红号军”。
咸丰五年(1855)十一月初,红号军攻占了松桃、正大营;中旬相继攻占思南、印江、石阡、江口。二十七日攻占玉屏,各府县官员皆弃城而逃。虽有官军抵抗,但红号军所向无敌,势不可挡。十二月接连攻下思州(今黔东南自治州岑巩县)、清溪、湖南的麻阳、晃州(今晃县)等县城。其后,红号军继续攻打湘黔边境的军事衙镇镇筸(今湖南省凤凰县),遭湖南护辰元永靖道道台翟诰率重兵阻击,起义军在镇筸三战三败,元气大伤,被迫退守铜仁。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下旬,铜仁官绅杨纯昌,趁起义军新败,纠集乡绅罗允敦、杨翊政、杨浚昌等人,率团练多次攻城不克,派人去省府乞师未果,遂向湖南镇筸求援,镇筸派出田宗藩、古隆队员,督带湘军兵勇数千陆续逼扎铜仁城下,逐日环攻。
咸丰六年(1856)正月二十二日,红号军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冒险突围,伤亡者甚多,廷杰与福林由江宗门夺路出城,渡河舟覆,溺水者无数,劳苟、徐兴阵亡,惟福林、刘士美逃走,廷杰不知其下落。
乙卯铜仁红号军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反封建的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这次起义,先后占领了铜仁、思南、石阡、思州四府及湖南的部分地区,其余部坚持斗争达十年之久,给了清政府的反动封建势力以沉重打击,在贵州近代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碧江区纪委监委 张建蛟 整理)